图片

大连老王

文/葛宁贵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我因工作借调至县二轻局人事科任职。初来乍到便听闻二轻系统有位传奇人物——大连老王，是我在电表厂同事王利的父亲，其以二进京城叩开国家建委大门的壮举，成为全县二轻工业口津津乐道的传奇。某个春寒料峭的午后，在二轻经理部刘述根经理的引领下，我终于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“通关密使”。

推开经理部斑驳的木门，一个与想象截然不同的身影跃入眼帘：五短身材裹在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里，黝黑的面庞被辽东湾及浙东港的海风镌刻出深浅沟壑，两片厚实的嘴唇紧闭如蚌，微微眯起的眼眸中沉淀着岁月淬炼的刚毅与质朴。若非刘经理引见，我定会错认这是位刚从田间归来的老农——不，倒更像故乡小汀武馆里那些下盘沉稳的练家子前辈。

要说大连老王，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黄坛农机厂说起。一个叫周梦宝的供销人员来到黄坛农机厂找副厂长梅发兴，推介开发一个铝阀门产品——液化石油气钢瓶角阀。梅发兴便找徒弟厂长严望贤，师徒二人一合计，决定先做十几只样板，叫周梦宝出去推销。当铝阀门的订单雪片般飞来，严望贤与梅发兴对着空荡荡的材料仓库发愁——铜铝原材料正如东海的带鱼汛，看得见却捞不着。当时，有色金属国家指令性计划主导采购，包括铜、铝、锡等主要品种的数量、规格要求，产品由政府统一调拨分配。那时计划经济的樊篱如同梅雨季的苔藓，牢牢附着在工业生产每个环节。

严望贤与梅发兴急匆匆地找到县工业局局长杨国宾，请求解决材料供应及材料采购人才。其时，杨国宾局长的办公桌上，申请调配物资的报告堆成小山。直到某天，一份来自辽东半岛的档案让老革命浑浊的双眼泛起亮光。便采用非常规的方式，将大连老王一家调到宁海。

那年深秋，渤海湾的季风裹挟着迁徙的雁群掠过辽东半岛。大连老火车站月台上，王家人最后的行囊是几袋棒子面和一罐腌海雀。六个身影蜷缩在绿皮车厢的硬座上，十岁的小王利扒着车窗，看熟悉的俄式建筑渐次隐入晨雾。他们将要奔赴的缑城宁海，是个连火炕都不曾有的陌生江南。

黄坛农机厂腾出的三间平房透着潮气，简陋的宁式床取代了暖融融的火炕。王家人裹着湿漉漉的棉被（王利总说宁海冬天的被子都是湿漉漉的）熬过第一个江南寒冬时，他们的家主正提着帆布包穿行在北京长安街的晨雾里。国家建委的办公室内，带着海蛎子味儿的胶辽官话与宁海制造的铝阀门，正在叩击计划经济的天花板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国内阀门处于发展初期，尚未形成规模化产品布局，全国仅有老牌的北京阀门厂，兰州高压阀门厂、开封高压阀门厂、上海精工、冠龙等14家，而浙江仅“浙江高中压阀门厂”一家企业，且生产是铸钢、锻钢阀门。加上当时国家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也在酝酿之中，这些改革措施的目标在于释放生产力，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，主管领导也没拒绝老王。

“这是能让千家万户用上煤气的钥匙”。老王将角阀排在褪色的办公桌上，金属碰撞声清脆如算珠。四天里，这个黝黑矮小的东北汉子像铆钉般楔在建委走廊，最终带回的铝材批文，让黄坛农机厂的铭牌换成了“宁海县阀门厂”。

由于材料供应没了后顾之忧，各类阀门产品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，宁海阀门厂通过角阀起步，并也推动了宁海各类阀门产业及铝压铸业的萌芽。七十年代中期，大连老王第二次上京城，宁海阀门厂成了国家建委的定点生产企业。到了八十年代，铜铝阀门成为宁海的一大特色产业。至今，宁海的铝压铸业与阀门产业经久不衰，成为宁海的一大支柱产业。这些成就，有大连老王与周梦宝及黄坛农机阀门厂的一份功劳。

第一次见大连老王，我也没多问什么，只了解一个大概。我从小就是一个追根究底的人，用宁海土话形容属于“掏细根，镂曲鳝”。那年，我又抽了一个空，去找大连老王。他正蹲在二轻经理部台阶上修补藤椅，粗粝的指节缠绕着篾条，让人想起船老大编织渔网的专注。当我问及第一次北上京城的差旅费时，老王的回答像他经手的篾条般简洁：“三十五元六角”。

从宁波到北京火车票来回加上宁波回宁海汽车，就需26元以上，十来天时间9元6角是怎么做到的？大连老王没作回答，唯淡淡地一笑。

如今徜徉在宁海工业区的阀门生产区，数控机床的嗡鸣中依稀可辨那个火红年代的回响。从渤海之滨到东海之畔，这场跨越两千公里的迁徙，不仅改写了一座城的工业基因，更在改革开放的初潮里，留下了敢闯敢试的深重锚痕。

四十多年以来我一直记着大连老王，全名倒忘却了。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记，记录的也是“大连老王”。于是给原二轻局党委办的朋友邬贤泰通电话，才知道大连老王全名叫王跃林。

图片

作者简介

葛宁贵

葛宁贵，1963年出生，大专文化，宁海县作家协会会员，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会员。□编辑：海燕文化 □LOGO\题图\尾签设计：野马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